2025年05月09日
——周口西華籍著名文化人物杜子勁往事
杜子勁編著的部分書籍。
1949年10月，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工作人員合影（二排右一為杜子勁）。
1951年4月，新華辭書社工作人員合影（后排左一為杜子勁）。
欄目顧問：顧之川 策劃：王健
□記者 王錦春 付永奇
核心閱讀：
杜子勁（1897—1955），原名杜同力，出生于周口市西華縣逍遙鎮固東村。作為新中國首部《新華字典》和第一部《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的主要編寫者之一，他在文字改革、辭書編纂、語文教育等領域作出開創性貢獻，被譽為“中國現代語言文字學的拓荒者”。
仲春時節，在西華縣逍遙鎮沙河北岸，大片金黃色的油菜花環繞著一個民風淳樸的村莊——固東村。1897年，杜子勁便誕生于此，排行第五，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彼時，無人預料到這個依家族字輩“同”字取名為“杜同力”的男孩，日后竟成為中國文字改革的先驅與教育實踐的楷模。
歲月流轉，在杜子勁逝世70周年之際，記者一行前往固東村探尋其足跡。
如今的固東村道路寬闊，房屋整齊，綠樹成蔭，書聲瑯瑯。村小學西側一座種滿蔬菜的小院引人注目。院中三間歷經滄桑的主房立于小院東北角，堂屋內家具陳舊，但后墻上掛著的“教育世家”金色牌匾熠熠生輝。這所房屋的主人是杜子勁的侄孫杜元化，已80多歲高齡，教書育人幾十年，在村里德高望重。
杜元化介紹，其祖父兄弟五人，祖父杜同義排行第三，杜子勁是其五爺。因家庭條件不好，杜元化的父親杜書林曾跟隨在開封任教的杜子勁上學，深受其影響，后來也成為一名教師，曾任西華縣政協副主席。“五爺學問淵博，對家人關懷備至，我們姐弟幾個的名字都是他取的！”由于年代久遠，杜元化對杜子勁的印象已有些模糊，回憶往事略顯吃力。
在族人杜電臣家中，我們見到了寫有杜同力名字的《杜氏家譜》，以及家譜上記載的杜子勁為修訂家譜所做的工作。在與杜子勁同輩的86歲老人杜華民家中，他向記者講述了記憶中的杜子勁，以及杜子勁的兒子杜惠林因被打成右派、由母親陪同回家鄉勞動的往事。
“他是個文化人，高大帥氣，脾氣溫和，懂得體貼人……”“這一帶的老年人都知道，他編過《新華字典》，是我們村的驕傲。”在杜元化兒子——西華一高教師杜軍偉的引導下，杜氏族人紛紛發言，回憶自己目睹或耳聞的杜子勁事跡。熱心的杜軍偉還為記者提供了他從縣志、網絡上搜集到的有關杜子勁的材料。
采訪歸來，整理采訪筆記，研讀相關材料，杜子勁的形象在記者腦海中逐漸清晰起來。
青衿之志：負笈求學為國讀書
杜子勁早年便展露學術稟賦，1912年考入河南高等師范學校（今河南大學前身），畢業后當了幾年國文教員，曾在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任教。1921年，他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師從錢玄同、黎錦熙等語言學大家。此時，魯迅任職教育部，在北師大兼課，也是杜子勁的老師。杜子勁深受魯迅白話文改革思想影響，開始系統探索漢字革新路徑。求學期間，他不僅成績優異，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和社團工作，經常在錢玄同、黎錦熙創辦的《國語周刊》編輯部幫忙，以“杜同力”“同力”之名在《東方雜志》《學生雜志》《語絲》《歌謠周刊》《國語月刊》《國語周刊》等刊物發表文章20多篇。這段經歷使他對語言文字研究產生濃厚興趣，為他的學術道路奠定堅實基礎。
當時，錢玄同大力倡導漢字改革，認為繁體字筆畫繁多，書寫費時，是教育和學術發展的障礙，主張通過拼音文字輔助漢字簡化。杜子勁對此深表認同，開始思考文字改革對于國家教育普及和文化發展的意義。他逐漸認識到，語言文字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傳播和思想啟蒙的重要載體，決心投身語言文字改革事業，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貢獻力量。
作為五四運動參與者，杜子勁認為思想革新與平民教育是實現國家振興的核心路徑，而語言文字改革則是基礎工程。為此，他撰寫《我底批改國語作文底方法》等系列文章，倡導推行文字橫行書寫方式，構建“國語語學”體系，并推動官方文書向白話文轉型。
杏壇耕耘：培育英才鑄造師魂
1925年從北師大畢業后，杜子勁先后在河南省立開封第一師范、開封女子師范任國文教員，執教20多年。
在教學過程中，他注重培養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教學方法靈活多樣，深受學生喜愛。他不僅傳授知識，更注重啟發學生思考人生和社會問題。他對待學生既嚴格又寬厚，上課時，要求學生保持安靜，若有人擾亂課堂秩序，他便停止講課，正色道“等你們講完我再講”，或者平靜地說“不愿聽課的同學可以離開，不記缺席”。考試時，他不出偏僻題目，且保證學生及格。因此，學生既尊重他又喜愛他，除了學習，也樂于向他傾訴思想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苦悶。
他的學生曾回憶說：“我們在開封女子師范讀書時，有位杜子勁老師（全國有名的研究語言的學者）為了訓練、培養我們的語言能力，曾教我們一首他自編的《四聲歌》：‘你是王老八，一毛也不拔，抓起土一把，不讓你稱霸。八、拔、把、霸，這是什么話。’讀后，覺得對‘四聲’的掌握很有幫助，幼兒讀讀，也很有趣。”杜子勁這種生動有趣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印象深刻，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語言表達能力。
杜子勁在教育工作中關心愛護學生，注重引導學生全面發展，不僅在課堂上傳授知識，還鼓勵他們追求進步和真理。他的學生李蕤回憶說：“杜先生為人正直，疾惡如仇，為人師表，在講授白話文時，活潑生動，有自己的創造。他的國文教學，從選材到教法，都圍繞著一個崇高的目的：提高學生的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審美能力。”
教學之余，杜子勁還致力于學術研究，編寫《四聲易通》等著作，對漢語語音學和聲韻學進行深入探討，為當時的國文教學提供有益參考。他的學生張道生曾回憶說：“杜子勁老師編著有《四聲易通》，為語文教學和聲韻研討提出簡明途徑。”
杜子勁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和社會運動。他關注民間俗話、諺語，認為這些民間語言是語言研究的重要資源，也是了解民眾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窗口。他發表《關于諺語的報告和說明》等文章，呼吁關注民間語言文化，推動語言研究的大眾化和實用化。他倡導文藝大眾化，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人民的心聲，從而啟發民智、推動社會進步。
杜子勁還積極參與進步活動，掩護和營救革命志士。1928年，國民黨當局大肆抓捕共產黨員和“嫌疑分子”，杜子勁與林伯襄、王拱璧、吳信予等河南教育名流積極開展營救工作。他以組織“吵鬧社”為名，把大量進步書籍借給學生閱讀，傳播進步思想。
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華北危在旦夕，而國民黨政府卻執行“先安內后攘外”的反動政策，鎮壓愛國人士，封鎖愛國言論。在河南省立開封第一師范，一些學生讀進步書籍的自由被剝奪，通信自由受到限制，苦悶極了，便暗中組織讀書會，用“中國話拉丁化”寫法，與校外的進步團體聯系。一次，學生趙劍岐采用“新文字”（即漢語拼音方案前身）和校外友人通信，被學校發現，書信被送到訓育科檢查。教員們打開書信一看，面面相覷，看不懂，以為是洋文。杜子勁早就熟悉拉丁拼音，一看便一目了然。但他默默不言，保護趙劍岐過關。事后，他把趙劍岐叫到辦公室，叮囑她說：“你們青年愛國，有志氣，是很好的，可是，一定要小心。”
1936年，杜子勁參與《大公報》“中國的一日”征文，以《開封一瞥》記錄當年5月21日的古城圖景。他穿梭于博物館、圖書館、書店街等場所，目睹市場蕭條、民生凋敝：博物館門可羅雀，圖書館鮮有訪客，商業街破敗冷清，民眾神情疲憊。杜子勁以觀察者視角，捕捉開封衰落的時代切片，字里行間流露嘆惋之情。該文被茅盾收入《中國的一日》一書，成為研究民國時期開封的珍貴史料。
“由于思想進步，經常與進步人士嵇文甫、王毅齋交往，并關懷進步青年成長，開封剛解放，他的學生吳芝圃（當時的河南省省長）就到開封女師拜訪他，請他為《中州日報》寫評論文章。”（《西華縣志》1961版）
橫豎之間：執筆力破千年字繭
受錢玄同影響，杜子勁積極倡行漢字改革。從1928年到1948年，他在《大公報》《中國時報》《國語旬刊》等報刊上發表70多篇文章，代表作有《中國新文字問題》（1928）《論橫行排印的便利》（1933）《簡體字年譜》（1936）《河南俗語錄》（1937）《魯迅先生的野草》（1943）等。其中《中國新文字問題》（1928）引發廣泛討論，被學界視為早期文字改革的重要理論探索，充分展現了他在文字改革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積極探索。
他在該文中深刻分析中國文字在教育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指出“中國文字是教育上的大問題”，也是“在教育上唯一的障礙”。他強調，文字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否則將嚴重影響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他在《論橫行排印的便利》一文中總結橫行排印的十種優點，強烈呼吁出版界盡快采用這種新的排版方式，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直接推動1955年《人民日報》率先采用橫排印刷。
杜子勁積極參與文字改革的實踐活動。1930年2月，他被聘為河南省注音符號推行委員會委員，參與擬定《推行注音符號方案》，在開封舉辦6期傳習班，培訓學員3000余人，并負責創辦傳習所、編印書報、督促檢查等事宜。同年暑假，他與幾個熱心新文字運動的好友一起成立“國語羅馬字促進會”，開辦暑期講習班，推廣國語羅馬字。他參加學生婚禮時，用國語羅馬字在結婚紀念冊上題詞。這些實踐活動使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推動了文字改革運動在河南乃至全國的開展。
從1930年開始，他致力于“文改”資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友人李中昊整理1926年以前有關資料的基礎上，他對1926年到1930年的“文改”進行總結，將收集到的80篇文章輯錄為《中國新文字月譜》；又選取其中的24篇，加上附錄5篇和他新創作的《最近五年來的中國新文字問題》一文，共計30篇，編輯成單行本《新文字評論》。特別是他對這五年中國人對于文字問題討論的三個高潮進行全面總結和深入分析，為研究中國文字改革運動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新中國成立后，杜子勁先后編輯《1949年中國文字改革論文集》（1950）與《1950年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1952）。這些資料集是記錄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重要文獻和研究成果，為“文改”歷史研究和“文改”事業發展留下珍貴資料。他還編著《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年表——中國文字改革六十年大事記》，搜集各個時期的重要文章、文件、著作、講話、會議、刊物、主要改革方案及重要活動等，對過去的“文改”史實做總結，于1952年在《語文知識》上連載，為后續研究提供豐富資料和可靠線索。
1951年，杜子勁擔任《光明日報·新語文》周刊編委，在該刊物上發表多篇重要文章。在該刊創刊號上，他發表《新語文運動的性質跟目前的任務》，明確提出語文改革的兩階段論：前40年為資產階級主導的舊語文運動，后20年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語文運動。他主張通過“文章口語化、建立口語語法、調查方言、研究詞類連寫”等具體措施，為新文字改革鋪路。
此后，他先后在《語文教學》《光明日報》《語文知識》《中國語文》等報刊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如《漢字的排列方式必須簡化》（1954）《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1954）《漢字在書寫上的缺點》（1954）等。這些是杜子勁一生從事“文改”工作的總結和思想精華，也是其晚年關于中國語文及教育理念的代表作。
字海領航：編纂典章澤被后世
1949年8月，杜子勁奉調進京，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國文組編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改任出版總署編審局第一處編輯。在葉圣陶和宋云彬領導下，他與朱文叔、蔣仲仁、王泗原、張中行等共同編寫《初級中學語文課本》（6冊），并具體負責第三冊的編寫。杜子勁在編寫過程中，注重選材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力求使教材既能傳承優秀文化遺產，又能反映時代精神，以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和綜合能力。這是我國最早使用“語文”字樣的教科書，正如他們在該書“編輯大意”中所言：“說出來是語言，寫出來是文章，文章依據語言，‘語’和‘文’是分不開的。語文教學應該包括聽話、說話、閱讀、寫作四項。”這標志著我國語文教育進入一個新階段，教材確立的“聽說讀寫四位一體”教學模式影響至今。
1950年8月1日，葉圣陶、魏建功創建新華辭書社，杜子勁成為辭書社最早加入者之一。他作為主要編寫人員和資料組組長，與蕭家霖、孔凡均、張克強等共同編寫《常用字匯》（1953），并完成音序版、部首版《新華字典》（1953、1954）的編纂工作。在編纂《新華字典》時，他提出三大原則：“音序為主，兼顧形義”的編排體系；“白話釋義，例句鮮活”的編寫標準；“古今貫通，雅俗共賞”的選詞方針。
在那個時代，資料匱乏、技術落后，而字典的編纂又需要極高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杜子勁不辭辛苦，帶領團隊夜以繼日，從海量的文獻資料中搜集、篩選、整理詞條，每一個詞條都經過反復推敲、論證，確保無誤。他充分發揮自己在語言文字研究方面功底深厚的優勢，注重字形、字音、字義的準確性和規范性，對每一個字的釋義和例句都反復推敲，確保字典的科學性、權威性。
《新華字典》是我國第一部以白話釋義、用白話舉例的現代漢語規范字典，1953年一經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就好評如潮，首版即發行500萬冊，創下工具書出版紀錄，成為學習漢語的重要工具書。杜子勁撰寫文章《介紹〈新華字典〉》（1955），發表在《人民教育》雜志上，成為全面深入介紹這部字典的力作。他說：“這部字典是一部切合實際需要的字典。不但字形、字音處理很周詳，重要的是編者從語言實際情況出發，在義類的分析、單字跟復合詞的安排、語法詞的說明這三方面，創造出一些從來沒有過的新體例。它可以使讀者借以獲得對語詞的正確理解，對讀者在書面上和口頭上的語文運用有很大的幫助。”
士人風骨：文脈薪火賡續永傳
當時杜子勁被譽為“朱自清式的典范”，這主要源于他在個人品質、學術追求和社會責任等方面展現出的高尚風范和卓越精神風貌，這些與朱自清的精神特質高度契合。
他在河南省立開封第一師范等學校教書時，為人正直，疾惡如仇，和嵇文甫、郭鏤冰等都是極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他不僅為人師表，在講授白話文的方法上，也有自己的創造。“他在開封省立女師十幾年，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女青年，可謂桃李滿天下。在他的熏陶下，許多女學生奔赴革命斗爭前線，成為社會棟梁。他不攀高結貴，不拉幫結派，不阿諛奉承，不嘩眾取寵……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李蕤《懷念杜子勁先生》）
在個人品質上，杜子勁堅守原則，不隨波逐流。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他始終秉持著對學術的熱愛和對真理的追求，不為外界的干擾所動搖。在國民黨推行法西斯教育的年代，教育界被鬧得烏煙瘴氣，CC派和黃埔派分別在學校發展小組織，氣焰十分囂張，一時到了“不歸楊則歸墨”的地步。不少老師為了糊口，明明對他們十分厭惡，也只好違心地表態參加。杜子勁卻寧肯失業，也不參加這些小組織。他鄙夷地說：“即使餓死，也不替他們當豬仔。”他的自愛自重、守身如玉、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錚錚鐵骨，在那個時代是一劑警人濟世的良藥。
杜子勁同情革命者，經常利用其名師身份，傳授進步思想，掩護和營救革命志士。“我們還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并通過這些活動接觸到很多進步老師和學生。比如國文老師杜子勁，他是魯迅的學生，他多次對我講，你應該到上海去，那里進步作家很多，對你的進步有很大幫助。”（齊欣《一個高風亮節的人》）
在社會責任上，杜子勁忠于教育事業，努力貢獻自己的力量。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教師的生活貧困到極點，許多人耐不住清貧，或鉆營奔競做官，或丟下教鞭改行從事煙酒專賣之類的工作，或把微薄的工資作為“資本”，投機鉆營追逐一點蠅頭小利。杜子勁對這些毫不理睬，布衣蔬食，安貧樂道，堅守崗位。除了教書以外，他還深耕史料研究，編撰的《大戰條痕》由前鋒報社出版。該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系統梳理部分關鍵戰役的始末，通過翔實的史料和戰場分析，為后人研究軍事史及抗戰歷程提供珍貴的文獻參考。
杜子勁對老師懷有深厚的敬仰之情。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他不顧當局禁令，與嵇文甫、于佑虞等開封文藝界進步人士頂住壓力，組織千人追悼會，散發《魯迅逝世紀念專刊》小冊子。在追悼會上，他用沉重遲緩的語調說：“現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已經架到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脖子上，要我們世世代代跪在他們的腳下做奴隸……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抗戰到底，死中求生。如果這時候還有人說‘我應該跪在前排，你應該跪在后排，我穿的是黃衣服，你穿的是紫衣服，和你勢不兩立’，那就是千古的罪人了。”他的諷刺矛頭顯然是對著國民黨頑固派的。在那個時候、那種環境中，他敢于這樣講，讓許多人替他捏一把汗。后來，這篇悼詞“真正的知識分子，當如魯迅般做民族的脊梁”，被《申報》全文轉載。杜子勁這種“鐵骨錚錚”的氣節，恰如朱自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糧”的風骨，彰顯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擔當。
1955年5月21日，杜子勁因病逝世，年僅58歲。當日，葉圣陶在日記中記載：“杜子勁以肝病逝世，聞之悵悵。杜君以四九年來京共事，后入辭書編輯室。臥病約兩月，竟爾不起。”
杜子勁在其未完成的《漢字簡化史》手稿中寫道：“文字改革，當以利國利民為旨歸。”這句箴言，既是他學術生涯的總結，更是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
今天，當我們使用簡化字閱讀《新華字典》時，或在課堂上朗讀一篇白話散文時，不應忘記這位以筆為犁、耕耘文化沃土的周口之子。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